樊子点评马维驹

会宁老马

[著名诗人樊子点评马维驹诗歌]

  阅历长成一棵繁茂的树木
——马维驹诗歌印象

樊子

在这个备受各种污染的时代，诗人作为社会细胞的一部分，生态系统自然也会出现问题，同质化倾向写作的弊端在不少诗人身上得以体现。可以说一个时代的诗人总有其在那个时代的文本呈现的局限性，只有具备了创作个性特征的诗人，会很好地化解自身所处的环境以及大同的文化背景下所带来的固化思维模式。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诗人在诗歌中的独特的个性气质、人格精神、艺术情趣和审美品味。诗人要把个人的经历、经验、体验和日常生活的感悟、感想进行梳理，上升到艺术与审美层面，就需要一个长期的艰苦的探索过程，简而言之，同样为哭的样子，在诗人身上需有不同的悲苦之处和表现差异，如果在一首诗歌里我们感受到了诗人的痛，不是去看诗人痛哭流涕的外在文字，而是诗人表达“痛”的方式如何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诗歌的呈现方式无外乎喜怒哀乐，同质化的表达方式从诗歌角度来说都是缺少识见、情趣和格调的扁平性抒写模式，不能做到有审美个性的把握、浸润、渗透、点化与整合，因此，我们在读当下诗人的诗歌作品时，感兴趣的于特定个人的可洞悉参与过程。马维驹的诗歌是我一直追踪阅读的对象之一，他并没有发表多少作品，甚至可以说一直处于被“遮蔽”的状态中，马维驹是不可忽视的，基于其诗歌文本的个性和独立性的表达方式是一个求真的呈现。
当下诗歌一直被诟病的因素之一是诗人们不注重于真情实感的投入，我们知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最古老的诗歌表达方式，诗之灵之于情，诗之魂在于真，“情”的聚集和释放应该是衡估一个诗人表达能力的基本条件。诗歌从本质上讲是以情感为本位的，个性、本能、欲望、志向等个体的情感一旦以诗歌的形式来呈现就要有诗歌的表现内涵，表现内涵自然有着不同的表现手段，千百年来，诗人们几乎穷尽了一切情感的表现方式和手段，诗歌依旧保持魔力，就是诗人们还需要不断地在诗歌中重新注入新的情感。不同的时空不同的个人经历不同的文化背景需要诗人们更加专注于自己的内心世界，去浊存清，心清则情挚，情挚则诗明。马维驹的诗歌不是对公知的和公共情感的复制，他在诗歌中有着自己内心世界的真实，我们读读他部分诗歌：“其实，我很感谢这些野草/它们舍弃前嫌/替我照看着孤单的母亲/向地下通报人间的冷暖/给儿女传达隔世的牵挂”（《野草》）；“母亲常说：狗暖嘴，人暖腿/那声轻叫，是雪替我哭泣/还是母亲心疼儿子的/一声叹息”（《一声叹息》）……马维驹在情感的聚集和释放面前可以说完全忠于自己对母亲的独特的情感的感受与依托，没有一丝表达上的造作痕迹，诗歌中的字与词素之间发生了诗人情感的真实摩擦，以剔除诗歌常见的表达上面的刻意与技艺，真实地传达了诗人噬心的感受和浓重的情感，无任何情绪上的宣泄。马维驹说“我主张我手写我心，写心中的诗，写读者能读得懂的诗。”马维驹这个诗歌主张的源头应该是黄尊宪“我手写我口”、“我口写我心”，我个人一直认为诗歌写作不是“先锋”就是代表了诗歌的前沿和方向，真实的情感在诗歌中的投放永远没有落伍与前卫的区别，我们读《诗经》和唐诗依然被感动，就证明诗歌的情感永远要以真实与真情为基本前提和基调，当下的不少诗人喜欢搬弄西方百年前的东西装神弄鬼，把什么康德、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索绪尔、雅各布逊、萨特和弗洛伊德的理念演绎一番自以为是当下汉语诗歌的前卫和先锋了，而忽略了诗歌的基本常识问题：情感。马维驹敢说“写心中的诗”，我们要注意的“心”这个字，任何艺术离开“心”的真实性就变得虚无和虚幻。所以，当不少诗人深陷虚情假意的表达泥潭中，马维驹朴实和朴素的诗歌言说方式反而成为他的个性，感知、回忆、联想、想象和理解通过情感的真实联织，让我们看到一个喜怒哀乐的马维驹，喜与他同乐，哀同其共悲。
马维驹诗歌的真情实感离不开其本人的特殊人生经历，“在近60年的漫长生涯中，前17年是在甘肃会宁山区农村度过的，自小孤儿寡母，侥幸活过了3年自然灾害（其实是天灾人祸），目不识丁的母亲每年都要剪掉自己的一些头发来给我换书本费，硬是供我读完了高中。自身经历并目睹了我的亲人、乡人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艰难日子。后来，我投奔逃荒到新疆的哥哥，在70年代中后期，生活也是异常艰苦，吃糠咽菜也难以填饱肚子。”我们读马维驹的诗歌要仔细读他的这段自述，苦难是诗表达上的有效材料，马维驹的诗却有了更多有关历史的民俗的和哲学方面的综合考量与思考，而不仅仅就某一缎历史碎片进行拷问和质疑——

布谷布谷，有布有谷

小时候缺衣少食
听见布谷鸟叫
都说今年好收成
都说今年有新衣
虽然布谷鸟一次次地食言
乡人还是一辈辈地相信
直到我离开布谷鸟的家乡
在布谷鸟该叫的季节，突然悟出
祖祖辈辈，为什么
把一只鸟的叫声当做吉言

布谷，布谷
有布有谷

诗人从小时候缺衣少食写起，写布谷鸟叫，写希望和失望，写“乡人还是一辈辈地相信” 把一只鸟的叫声当做吉言，这已经超出了诗歌上的表情达意范畴，朴实的语言和情感，短短的几行诗句像个放大的容器，容下了时间、历史和命运，失望、绝望、希望和憧憬并置于这个容器里，我们已经看不出什么诗歌意象、手法和构建策略，诗歌语言、色彩、线条和架构都是那么真实，马维驹依持着这种“有布有谷”的情感为精神支柱，在诗歌中一次次挖掘让他“突然悟出”的宿命：“这里的山民都是这样/生命被一遍遍地耕种到土里/又一遍遍刨出，晾晒，收藏/越来越短。剩下最后一截儿时，种深点/不再刨出”（《山民》），《山民》是具象也是普遍意义上的形象，奴隶、包身工、民工……是山民的能指形象的包涵，那么其所指范围更是广义上的。这就是马维驹诗歌的个性特色之一，“别有所解”在情感的真实与语言的朴素中有了力量和诗歌意义上的循环指涉关联。
    上面说到马维驹的特殊人生经历，经历不是只去关心特定个人的偶然的零碎的经验，也不是仅仅从主体的自我命运的情感出发为体验，马维驹的诗歌个性更多的表现为其想以自我的经验、体验和感觉相融合并时时抛开自我的固有判断、臆想，真正认识诗歌之外的心灵对象，做到在诗歌写作中自我的个性秩序也是对应物的秩序，并通过个人的诗歌语言质量和情感无遮蔽投放，在诗人受局限的生存背景下让一些事与物回到它们的该有的命运和角色上，马维驹不是对这种命运和角色进行简单的形象复制和描述，他的情感已经抽离出自我的狭隘和偏执，他笔下的石头、野草、河流都具有鲜活性，物我合一，一草一木似乎都有着和马维驹一样的情感， “阅历长成一棵繁茂的树木/当风从不确定的方向吹来/总有一些枝条最先摇动/也有一些叶片发出疼痛的呻吟”（《有风摇动枝条》）。当风从不确定的方向吹来，但愿我们的状态、形态会及心理轨迹也能在马维驹的诗歌里留下痕迹。

                              2016年5月3日于深圳


作者简介：樊子，安徽寿县人，当代诗人、评论家，资深诗歌编辑。著有诗文集《木质状态》《怀孕的纸》等。